2026年8月8日，农夫山泉创始人钟睒睒在央视《对话》节目中，对电商平台发表了一番措辞严厉的批评。这并非他首次发声，自2024年以来，他已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类似观点。
钟睒睒对于电商平台利用算法进行不透明抽佣、挤压实体利润，并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的一系列追问，直指当前数字经济治理中的一个核心议题：税收优惠的“公平边界”究竟在哪里？是否应精准滴灌给“真创新”，而非成为某种商业模式的“套利工具”？如何正视和治理技术发展的“外部性”（如对实体商业的冲击、对劳动关系的重塑）？这些问题，远超出了平台好坏的二元争论，直指数字时代治理的核心困境。但也不必讳言：他的表达方式，可能无意中加深了公众对一项好制度的误解。这正是笔者撰写此文的初衷——在承认问题存在的前提下，为制度正名，为认知纠偏，为讨论引路。
钟睒睒认为，国家给予高新技术企业15%的优惠税率，本意是扶持“持续进行研究开发与技术成果转化”的硬科技企业。但部分电商平台的核心业务是“抽佣”而非“研发”，它们享受优惠的资质与商业实质存在错位。在钟睒睒的逻辑中，这10%的税率差，相当于全社会用公共财政变相补贴了平台的商业扩张。
钟睒睒极具冲击力的表达，很容易让不熟悉政策的公众将“部分平台企业滥用政策”的问题，简化为对“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制度”的否定。
这正是笔者担忧的核心：传播的失准，可能加深公众对一项好制度的误解。
必须明确，通过税收优惠激励研发创新，不是中国的“土政策”，而是全球主要经济体的通行做法。
OECD（经合组织）数据显示，38个成员国中，提供研发税收减免的国家从2000年的19个增至2025年的33个。2025年，在纳入统计的55个辖区中，享受优惠后的研发活动有效平均税率（EATR）仅为14%，远低于标准税率的21.5%。全球超过50个国家或地区实施了类似的研发税收激励政策。
政策本意符合“税收中性”原则，即税收制度应尽可能不干扰市场的正常运行。而研发税收优惠，恰恰是为了纠正市场失灵——基础研发投入大、风险高、周期长，且成果有“外溢性”，企业单凭市场力量投入意愿不足。国家通过税收优惠进行干预，正是为了让市场恢复“中性”之外的公平，让那些承担了社会创新成本的企业，获得合理的制度补偿。这不仅没有破坏税收中性，恰恰是在更高层面上践行了税收中性。
因此，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制度，是一项方向正确、成效显著、符合现代文明国家治理逻辑的好制度、大战略。享受优惠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，政策红利实实在在转化为了创新动力。谁都不应因执行层面出现的个案问题，而动摇对制度本身的信心。
钟睒睒批评的“税收不公平”现象，其靶心并非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制度本身，而是“部分平台企业是否合规、合理地应用了这项政策”。2025年以来，全国查处了超过6600家“伪高新”企业，恰恰说明问题出在“执行异化”和“钻制度空子”，而非制度本身。这是两个完全不同层面的问题，绝不能混为一谈。
我们应该将讨论引向更建设性的方向：如何完善政策执行细则？如何加强对平台企业“高新”资质的审核与动态监管？如何探索“二分法”，让平台真正的技术业务（如云计算、AI大模型）享受优惠，而纯粹的电商零售、广告佣金等业务适用常规税率？如何确保政策红利真正流向那些“硬核科技”企业，实现更公平、更高质量的发展？
一个健康的公共讨论，不应是非黑即白的站队，而应是建设性的协商。笔者期待，在坚持“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”这一好制度的基础上，通过更精准的认定标准、更严格的动态监管，让政策红利真正流向“硬核创新”；让企业家的批评成为制度进化的催化剂，而非撕裂社会共识的引信。这才是这场争论最有价值的归宿。
（作者系财税行业资深人士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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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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